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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诚，1965年出生于江苏连云港市，1988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

职业报人，大众日报主任记者；

艺术评论家，《风雅》艺术投资专刊主编；

学者型书法家，山东大学东方书画艺术研究院特聘教授。

艺术评论获得首届山东省刘勰文艺评论奖；新闻作品获得山东省新闻一等奖；书法幼承庭训，大学期间浸润于山东大学文化艺术氛围，获益于诸多名师指点，追随蒋维崧先生学习多年。书法从唐楷入手，后习二王行书，受蒋维崧先生熏陶，于甲金文字用力尤勤。书法作品面貌清新，自然雅逸，追求书卷气息与文化意味，含蓄不张扬，平实意味长，正所谓“书者，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如其人而已。”

              ——在蒋维崧先生最后的日子里  
                       常诚
    今年3月底，我从美国探亲回来，第二天就去看望蒋维崧先生，两个月没有见到先生，想说的话实在太多。临走的时候，先生又加说了一句：“明天上午要是有时间的话，你再过来，电视台要来给我拍电视。”第二天一早我就到了先生家，一看先生已经穿戴整齐，正等着大家了。先生很少接受采访，这破例的一次他是很重视的。先生面对电视镜头的时候还很“腼腆”，当时我坐在先生的斜对面，先生说完一段话就看看我，我就笑一笑，竖竖大拇指，算是给先生打气。采访结束了，先生迫不及待地问我：“谈得还行吗？”我说：“您思路清晰，每句话都很到位，不要说面对一个记者，就是开个记者招待会也没有问题。”后面一句话逗得先生会心地笑了。

    5月4日，先生的学生刘绍刚从北京来看先生，先生留下他和我在家中吃晚饭。其间，刘绍刚说起今年要给先生出三本书，一是由中华书局出版《临商周金文》和《归网室点评历代玺印》，再就是出版一本《行书字帖》。先生欣然同意。刘绍刚说：“《行书字帖》的任务就交给常诚吧？”先生说：“好的！”

    5月6日早上6点40分山东电视台播出先生的专题片，先生早早坐在电视机前等候。看完片子后我问他感觉如何，先生玩笑着说：“还没有太对不起观众。”让人想不到的是，这是我最后一次听先生开玩笑了。5月8日午饭的时候，先生忽然就病倒了，紧急送医院抢救，但脑血栓已经让他左侧身体不能动弹了。我见到先生的时候，先生头脑还清楚，但语言表达比较困难，先生就要纸笔写，他写下的一行字是：“杨宝森《洪羊洞》。”原来，先生想听京剧。在被病魔击倒的时候，先生想用他爱好了一辈子的京剧抚慰自己。

    先生是个足球迷，在他生病前曾和我说：“过几天找个宾馆住下看世界杯。”但等到世界杯开幕的时候他已经不能看电视了。干记者的我平时很忙，但下班以后，只要有时间我就去医院看先生，给先生读报，给他讲世界杯。世界杯八分之一比赛意大利与澳大利亚一战，中央电视台体育播音员黄健翔在转播时有不冷静言语，我读报时先生忽然说：“黄健翔不是第一次了，米卢当国家队教练的时候，他批评米卢就不对。”世界杯八强产生了，我分析形势给先生听，我说：“八强中乌克兰弱一些。”先生却说：“舍甫琴科很厉害。”我问先生：“德国和阿根廷比赛谁能赢？”先生说：“阿根廷踢得好，但德国会赢，它是东道主。”先生多年看意甲联赛，对意大利队很了解，当我问他谁能得冠军时，先生说：“意大利很全面。”当意大利真的得了冠军的时候，我凑上去告诉他，当时他的意识已经不很清楚了，只是点头，表示知道了。那时，我佩服先生不愧是真球迷，他能从八强中看好意大利得冠军，怕是没有几个人能有这样的预见。今天，我回头想想这些“昨天”的事，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先生生病以后说话很困难，已经很少开口了，足球似乎是个例外，那是他最有兴致的话题了。

    6月16日，先生当选为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篆刻艺术院名誉院长(去年成立的中国书法艺术院名誉院长是启功)，这是很高的荣誉。当我将这个消息告诉先生的时候，先生点头表示明白了，但随后又摆摆手，把心中的遗憾与无奈表达了出来。

    上周末出差，电话里得知先生病危，赶到医院的时候先生已经被送入重症监护室，无法见到先生。在门外等了两天后，我才在24日下午到监护室看了先生一眼，大约两分钟的时间，那时先生已经听不见我在他的耳畔呼叫了。

    先生去世的那一刻我与山东省书协顾问梁修先生通电话，梁先生说他一下子拟出了一副挽联：“言为士则，行为士范；澄之不清，扰之不浊。”下联的意思是说，至清的水，任凭你再澄清也不会更加清澈，任凭你再搅动也不会变浑浊。蒋先生一生以道德、学问为立世之本，游尘不到，清意自生，其清流雅望让世人仰慕。所以，在强忍着写下这点文字的时候，我想到了韦应物的两句诗：“心同野鹤与尘远，诗似冰壶见底清。”回望先生的生命历程，其“清”字本色始终不变，就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也是那么自然清澈……(记者　常诚 《大众日报》)

语堪铭座默如春

——回忆魏启后先生的一段教诲

常诚

魏启后先生在世的时候，我是“晋元斋”的常客。我去“晋元斋”多不“务实”，常常只是“务虚”。所谓“务虚”，就是没有什么具体的事情，只图见见魏老，无论魏老谈笑风生、妙语连珠，还是娓娓道来、机智幽默，对我都是教益和享受。如今，这样的机会不会再有了！一年前魏老魂归道山，那时我正在国外，没有最后与魏老道别。唐朝诗人司空曙感叹过：“知有前期在，难分此夜中。”人世间的短别长离总是让人伤感不尽，于是，我就常想以前每次离开“晋元斋”的情形：魏老总是迈着小步，送到门口，寒暄道别……此刻想起魏老，也全当是挥手小别，只期盼来日方长、后会有期。

前几天，翻检笔记，竟然发现2001年5月23日和魏老的谈话记录，仔细读来，不啻再次与魏老晤言“晋元斋”中。魏老留存在纸上的话语字字珠玑，高情深致，今天读来仍然微言大义予人启迪，仿佛耳提面命，让我一次次地想起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可见，我当年的“务虚”今日终于有了实效。于是，我不揣浅陋，将这段谈话梳理如下，一来感念魏老的教育之恩，二来权且当作与魏老的心灵交流。

我和魏老的此次谈话从书法艺术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开始，我问魏老：“您的书斋名为晋元斋，这本身就表明了您的传统与古典情结，而您的书法作品又始终保持着一种对艺术的前瞻状态，充满着现代风范。在当今书坛，很多人也在提传统，口号叫得很响，但不是对传统有曲解，就是割裂传统与现代。而您的艺术实践恰恰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有说服力。”魏老回答说：“书法艺术无论现代的还是传统的，只要是好的都是可取的。那么什么是好的呢？这就要求符合艺术规律，按规律发展的东西就是好的东西。现在对于书法创作的认识应该更新，书法作品的合理创作过程应该是随着作者个人人格的不断自我完善，随着对美的规律的不断发现，随着书法技巧的严格训练，而逐步形成自己的潜意识。书法创作正是这些潜意识的自然流露。所以说自然的东西才好，这也许就是最高的艺术境界了。我不赞成作者凭空设计自己的个性、风格和创作方法，这样就难免牵强生硬，就不自然。这就好比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子女漂亮，但只有等到生下孩子才能知道孩子的模样，凭空设计是没有用的。”

就如何将书写者的个性与其艺术发展方向结合起来的问题，我问魏老：“自然是艺术上的一个很高标准，一个人选择自己的艺术发展方向，还应该注意与自己的个性特征结合起来，这样艺术创作才能自然，这里是不是也有规律可循？”魏老认为确实这样，他说：“把笔抵毫，肇乎本性。笔性墨情都以人的性情为本，就能说明这一问题。所以学书法要用心寻找适合自己的路子。现在很多人提倡流行书风，一种风格出现，大家都跟着去学，必然是大多数人要失败，因为这种风格未必就适合你。目前书法作者们力求出新，的确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新面貌，但是这么多的新面貌，基本上都是过分单一地追求雄强、苍劲的阳刚之气，忽视了安雅、抒情、轻柔、舒展等多元化多方位的追求与探索，也就不能体现中国书法的完美形态。我曾经告诉一些学书法的女同志，学字学画的范本多是男性的作品，这是要学的，比如老师是男的，不能因为他是男人就不认他做老师，但学的是艺术是学问，绝不能也学着装出男人的面目和架势。

对于书法的流派问题，魏老也有很精辟的论述。我问：“提起流行书风，我又想到一个问题。现在书法界有很多派别，以前的‘现代派书法’热闹了一阵，现在‘学院派’又开始升温，不知如何看待这些问题？”魏老回答道：“要承认日本搞了多年的‘现代派’、‘先锋派’、‘少字数派’的成就，要学会欣赏，学会借鉴，至少应该有选择地欣赏和接受，比如手岛右卿、香川春兰等的作品，中国书法界还是能够接受的，我们的现代派书法不可讳言，的确是在日本的启发下产生的，但中国有自己的传统基础，外国文化艺术的引进，只能是启发借鉴，在探索自己的新课题中才能产生自己的新观念。一个流派的产生要靠许多人的努力，还要靠绝顶聪明而又根基深厚的个别人的努力，它才会成为真正新的流派，但这个流派应该是一个自然的产物，如果过早地鼓吹自己的价值，急于求成地去争取在书坛上的地位，就会事与愿违。”

启功先生曾经评价魏老的书法：“临‘二王’帖，参以老米笔意，自运有古法，庶几有成。”当我由此谈到魏老的书法能在学习借鉴中不失自我创造、有一种化古融今的通变气质时，魏老说：“我在上中学时就很注意收集当时出土的晋人纸本，虽然这些纸本水平参差不齐，但却可以从中直接无碍地领略当时人们的用笔方法。此中的佳作与《淳化阁帖》中的名家书迹大有渊源，黑白互参，甚堪玩味。如‘五月二日济白帖’近似索靖；‘具能遗帖’和兰亭血脉相同；‘九月一日帖’则与‘孔侍中帖’如出一辙。这些东西在当时还不为大家重视，我却把它当做《淳化阁帖》的墨本对待，有的还加以放大，一一临摹，以求晋人的神韵。这种迂回探求本源的方法，我觉得对自己很有用。搞艺术要有开放的思维，好的东西都要学，而不能考虑它是现代的还是古代的，也不能考虑它是经典的还是民间的，这样自己才能出新的东西。”

当谈到王羲之书法时，我提到：“现在有些人说王羲之的书法在当时也是现代派的东西，可是艺术只能用艺术标准去评判，而不能断然用古代和现代的界限去割断。”由此，魏老谈了对王羲之书法的看法，他说：“王羲之遗墨失传，能见到的只是唐宋摹本和刻本，从这些本子里可以大体上知道王羲之的面貌，但还要通过多方面去探讨，才能深入下去。历代名家学王各有所得，又各有不足。现在王羲之的崇拜者都是从唐宋以来的资料中去研究探求，而忽略了汉魏时代的痕迹，而这些痕迹，明清以前的人是看不到的，近代出土的汉魏时期的简牍墨迹是研究王字用笔的珍贵资料。所以学王字，除了借鉴唐宋资料外，还必须仔细研究这些资料，以弥补前人在探索王羲之时所无法避免的缺憾。我们知道米芾曾经表示崇尚王献之，贬低王羲之。其实，他批评的只是那些低能的王羲之的信徒，因为他们把王羲之庸俗化了。如果不是这样，那么米芾又为什么见到王羲之的《王略帖》、因为不能得到手而发起癫狂来呢？”

魏老的书法学碑学帖，也汲取民间书法的营养，这些艺术元素呈现在一个书法家面前时，需要有广博的胸怀去接纳。最后，我谈到了学习方法的问题，我说：“学书存在一个是否善于学习的问题，学习王羲之是这样，学习民间书法更是这样。”魏老回答道：“打个比方，我是最早接受南方口味的北方人，南北的菜肴各有风味，书法也是这样，哪个流派都有特点、优点，也都各有缺点毛病。民间书法往往泥沙俱下，有的因为缺乏文化底蕴而显得乱头粗服，有的因为技法的薄弱而显得不够精致，但它也有元气淋漓、自然率真的特点，我们要善于学习其中的优点，而不能被其中的缺点迷惑住。对于碑与帖的问题，由于古代优秀墨迹资料的罕见和碑学的兴起，人们从石刻中寻找写字的方法，逐渐形成了一种繁琐而死板的笔法模式，偏离了毛笔在纸上正常运行的合理轨迹。古代的优秀墨迹表明，毛笔在纸上的合理运行是在简便而微妙的手法中体现神采、个性和情趣的。我们应当充分利用大量影印墨迹资料，重新认识笔墨技巧训练的合理方法和教学规范，认识水平上去了，才能一步步地提高，把字写好。”

充实之谓美

常诚兄是我的大学同学，也是亦师亦友的至交，人如其名，是个笃诚敏达，冲淡雅适的君子。

回想上大学的时候，洪楼校园，少年学子，风华正茂，大家都在张扬自己的个性，尤其是中文系，人人才华就像流水，淌了一地，又像乱花，开了一地。常诚兄由于积极上进，又活跃肯干，老师就让他当了班长，听说他也练字，学的是颜体，一次他临《麻姑仙坛记》，我感觉颇有功力。

常诚兄让我吃惊转而敬佩的事发生在毕业后。常诚兄是南方人，听说毕业后回到家乡一个有名的城市里当了市长的秘书，仕途正春风得意。当此之时，却断然抛弃了软红十丈的江南锦绣，又掉头回到了济南，从头做起——原因是爱情。这在书上已是司空见惯，在现实中却并不多，尤其在这个喧嚣功利的世界里，能独守一份真诚，难能可贵，于是，这也让我刮目相看了。世间许多事情没发生在自己身上，怎么说都行，一旦事到临头，不是所有人都能把握的了。常诚兄知道他想要的东西是是什么，其他都不重要了——这很重要，其笃于家笃于情于斯也可见一斑。

后来，当我们再见面时他圆圆的脸上已是少了些许躁动，多了几分儒雅，语气依旧软软的，只是平和了许多。可能是家学的影响，亦或是职业的要求，当时他在报社当编辑，患上了嗜书如命的病，常来大明湖畔奎虚书藏借书读书。他是同学中泡图书馆最多的，几乎每月都能看见他的影子，图书馆从湖畔搬到山大旁边，也一直没有间断过，一直到现在。常诚兄借书非常守时，记日以还，从来没有丢失或者污损的，这也是我喜欢他的又一个原因。

他常常抱着一摞书到我的办公室，天南地北，上下五千年的乱侃一通，旋即消失了，不久又看见他面带笑意的脸。这期间他在《大众日报》主笔《往事·发现》栏目，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力的文章，连续被评为大众报业集团新闻奖的一等奖和优秀专刊，后来结集出版了《往事》一书。书中的许多见解和思想或多或少的直接影响了山东近几年的文化风向，当时，我们并不知道。他是最早在主流媒体上反思闯关东现象的，写了系列的文章，山东南下干部系列也写了七八篇，颇有深度。后来山东电视剧《闯关东》、《南下》红遍全国，我才隐约想起他写过这类的文章，读过方佩服他的远见卓识。后来我见他时说起，他的嘴角遂慢慢泛起一抹笑意，也只淡淡的说：“没什么”。其实不仅仅这些，如“运河访古”、“庄园篇”、“百年会馆”、 “山东老字号”和许多的书法评论等，无不透露出他强烈的文化责任意识和对传统深刻的反思。于是他的文章便少了吟风弄月的轻佻，有了厚重深远的份量，耐人久读深思，这与他沉潜诚实的禀赋和勤学敏达的努力分不开。

而更多人知道常诚兄，是因为他是蒋维崧先生的入室弟子，字写得不错。蒋先生人品、学问和书法在这个时代罕有人望其项背，其清在骨，其秀在神，邈然有六朝人气韵。常诚兄常伺立先生左右，或扣闻事理，或瞻悟心法，洗染性灵，多有所得，书法和为人多有先生的遗风。一次和常诚兄去看蒋先生，先生拿了他新出版的书法集相赠，对书和图书馆非常有感情，谈起他的读书生活，眼神一下子柔和了许多，悠然欲远，沉浸在他早年快乐的读书生活中。先生说“书不是死的，是活的，也是有感情的。如果我们倾注了感情，就会有不同的收获。”对常诚兄说要多读书，字才能写得好。我说常诚兄常去图书馆，读书很勤奋，先生颔首而笑。

常诚兄与国内许多书画大家都有交往，如范曾、王学仲、于希宁、魏启后，以及周慧君、乍启典、陈梗桥、梁修等等，许多后来也成了他的朋友。常诚兄告诉我，他从来没有为自己要过一幅字画，为了帮朋友却不知登门拜访过老先生们多少次。我相信常诚兄的人品和内涵是大家愿意和他交往的基础，他儒雅平和之形，必发于诚敬善良之心，遂有了“春风大雅能容物,秋水文章不染尘”的境界。同时，耳濡目染，先生们的艺术光辉对他的书法境界的提升也影响巨大。

我记得孟子在《尽心下》里说:“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孟子认为必须具有高尚的内在道德品质，通过内在的涵养修为，表现充盈于外，则是美，他的光芒可以照彻天地，那是一种人格的美丽。常诚兄庶几可以当之，其书法亦复如是。

写到这里，我抬头，窗外春花开的正热闹，有人敲门，我想是常诚兄来了吗？